开云体育-瑞典实现大逆转，马其顿憾失晋级机会

admin 2024年08月29日中超 55 0

何新：关于新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新国家主义的核心原则

　　记者：想了解您的主要观点瑞典实现大逆转，马其顿憾失晋级机会，您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原理。

　　何新：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两条：（1）彻底实现资本的私有化，（2）建立不存在任何国家干预的绝对自由市场。

　　新国家主义的核心原则也是两点：

　　（1）经济制度是建立混合所有制，而以大型国有制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但是，必须肯定国有制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就中国来说，不能放弃建国50年十几亿人血汗积累的庞大国有资产，使之逐渐分解、沦失、消融而被蚕食，以至被巧取豪夺地落入一小撮以各种名义面目出现的内外蠹虫手中。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种局面不应让其在中国发生。

　　其次，肯定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和主导地位，这首先是质上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我认为，全面私有制绝不应被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方向和目标。

　　（2）国家应是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规范者、协调者和保护者。

　　无政府化的自由经济（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经济状态），绝不应是我国市场改革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记者：你认为国家应在哪些领域介入市场？

　　何新：我认为国家特别有必要在以下两大领域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国家必须以稳定政策为目标进行积极干预。旨在恢复市场平衡的条件，以扩大社会剩余；

　　——在已经达到的平衡不是帕累托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鼓励更好地利用社会上可以自由支配的全部资源，来获得帕累托改善。这种资源分配政策可以通过纠正市场缺陷，来增加社会福利。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国家干预只要是完善的，而且无需付出代价，就会胜过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

　　我认为，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职能不能减弱，反而应当随中国经济的扩张而不断深化和强化。

　　这也包括运用国民经济计划的手段，规划和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方法上，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实证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记者：新国家主义经济与旧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不同呢？

　　何新：有两点不同。在旧式的公有制经济实际是一种统制（统一管制）经济。这种体制中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或认为私有民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全部资源由中央计划和国家官僚组织严密控制。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经济成分是建立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之上。但是所有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命脉产业，制高点产业，无论是营利的或不营利的，都应当以牢固的国有制作为基础产业而由国家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绝不能掌控在私人（或垄断集团）或外国人手中。所以，不能搞什么“国退民进”。这种体制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但是国家不仅通过对国有制企业的引导，而且通过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导引，通过金融、财政、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运行方向和运行速度实施强有力的调控。

　　记者：人们会不会认为你的这一主张是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逆转和倒退。

　　何新：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中国不能搞亚当·斯密的那一套无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西方自己也并不是。眼前的例子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入市干预，美国格林斯潘出来大吵大闹，指责港府破坏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但几个月后，对冲基金遭遇危机，格林斯潘马上调动联储的资金入市干预救市。这位美国财爷一点不怕自己抽自己嘴巴。现在美国股票高热，格林斯潘已经七次调整国家利率以干预股市。他为什么不放任股市自由竞争、自由增长呵?

　　不同时代需要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

　　记者：我国今后已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可以把中国4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年的计划经济，后10年的改革是计划市场经济，从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市场经济。

　　有一种观点认为，前30年搞计划经济搞错了。如果当时直接搞市场经济，现在就不必绕一个弯子了。

　　何新：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有搞计划经济的道理，搞市场经济有搞市场经济的道理。中国现实的经济既不是单一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是“混合经济”。

　　记者：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1949-1979年的三十年间选择了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模式，道路走错了。

　　何新：关于所谓斯大林模式，我以后想专门讨论。这里只先谈一点方法问题。

　　我在东北当农民将近10年，当时能看的书很少。但是我那时系统地研读过三位伟人的书——黑格尔、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书。对这三个人的研究，形成了我后来看问题的方法论。

　　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我学会了一条：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要作绝对否定。为什么呢?黑格尔教给人的道理就是：每一个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看是有是非利害的。但从这一个大过程的观点看，任何阶段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它的相对性意义，也就是取得它存在的价值。因此，就连在当时看起来争得你死我活，杀得头破血流的东西，过了一个过程来看，会发现也具有某种合理和必要性。这是黑格尔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称之为“历史方法”和“辩证方法”。

　　所以我认为看问题最好分两步想。首先从横向想，用时髦的术语，就是从横向坐标看，判断一个东西有利还是不利，是或非。但是，进一步我又会超越地去想。从演化和变化的观点看，此时此地争论的是和非，将来是可以倒过来的。利和不利也可能倒过来。孔夫子讲，人看问题要防止“蔽”和“执”，也是这个道理。

　　具体到刚才这个问题上来，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孰是孰非?前几十年计划经济的阶段，是不是都错了，不该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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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前，中国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当时为什么要革命呵?现在一些老同志很困惑。他们在想，我们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几百万人……头破血流，搞了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结果今天说我们这是错了。

　　实际上他们当时没有错。1949年中国那个自由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一个处于下位的，只能提供原材料、农产品和廉价劳力，而没有民族工业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处于一种无力自我保护的、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地位。所以才引起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矛盾，动乱，社会冲突，其结果必然要导致革命。

　　1949年的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经济中的种种弊病。

　　那么，这30年的好处在哪里呢?这30年给中国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没有过去的计划经济，你没有资格搞现在的市场经济。1949年时中国国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建国后，勒紧腰带，集中国力，去搞建设，通过反帝这种形式，也就是冷战这种形式，把整个外部的东西全挡在外头。这种一国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面对冷战而帝国主义要消灭新中国，中国当时不得不作的选择——尽管未必是所情愿的或理想性的选择。把外来的东西挡在外头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对当时要奠定民族工业基础来说，恰恰是必要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发展，旧体制的弱点也慢慢突出出来了。因此，在70年代末，邓小平发动改革，恰恰是继承这个阶段，并且是纠正它的弊端，而并不是说当时我们根本不搞那一段，直接搞这个，就会更好。这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关键问题是正确理解存在的东西，理解一个事物比批评一个事物要难得多。批评是容易的，你不喜欢就可以批评，但是你要解释它，理解它，说明它，这比骂它、批判它难得多。

　　西方学者说，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统一管制经济。这是有道理的。50-70年代中国是统制经济。当时之所以实施统一管制，是因为资源的高度不足，因为穷。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是在一切时候、一切情况下，都搞自由市场经济。例如在战争时期，在战后危机时期，英、日、德、法、意，也都曾经实施过这种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即统制经济。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计划或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深刻之极。

　　但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社会主义”（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实际不是马克思所预想将取代资本主义形态的高级社会主义。而是落后国家以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通过国家垄断和国有制，实现快速工业革命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社会主义国有制作为一种垄断和保护性体制（反帝运动），成为原始积累的有效制度手段。

　　导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源是：

　　1、农村贫困化，农业资本积累的难以进行，导致国内生活资料（消费品）和生产原料的严重匮乏（所谓短缺经济）

　　2、国内产业的非竞争机制，导致劳动力的退化、技术更新的缓慢

　　3、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导致无法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技术。

　　在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即“闭关锁国”的政策。有没有好处呢?这30年的保护主义和计划经济给中国奠定了一个近代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搞不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顺便说一下，西欧资本主义在重商主义时代也搞过保护性的闭关锁国政策。美国也搞过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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